关于拼音的故事有哪些英语

时间:2022-09-25 15:42 | 分类: 故事汇 | 作者:新京报 | 评论: 次 | 点击:

1001个故事里的“童书简史”,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关于拼音的故事有哪些英语1

如今引进版童书虽丰富,但信息却十分零碎。比如绘本大师很多,也很多产,但他们的作品在引进时却分布在不同的出版社,而不同出版社对作品(甚至作者名字)的翻译、出版和营销方式有很大差异,即使非常资深的读者也未能像收藏世界名著那样将经典童书尽收眼底。

我们也总习惯性地以童书中文版的出版时间来看待一本书的新旧程度,因此也常用相同眼光来评价每一本童书。但实际上童书(主要是绘本)的蓬勃发展不过近一百多年的事,从早期凯迪克、格林纳威为文字搭配插画到今天绘本里充满了拼贴、剪纸等丰富多样的创作形式,童书有着一条很清晰的发展轨迹,今天我们奉为经典的童书更应该结合它的时代特征来阅读。

所以童书发展至今,除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也很需要一本帮助读者建立宏观和历史眼光的百科全书式的“童书辞典”。英国《卫报》的儿童读物编辑朱莉娅·埃克谢尔(Julia Eccleshare)在2009年就出版了这样一本参考书,名为《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1001 Children’s Books You Must Read Before You Grow Up)。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英]朱莉娅·埃克谢尔、阿甲 主编,陈小齐、蔡萌萌、李梦薇、余悦 译,小博集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5月版。

这1001本童书由艾瑞·卡尔、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昆廷·布莱克等多位国际大奖获得者及超级畅销书作家甄选,以多元化著称,分为五个年龄段,收录了最初用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日语、瑞典语、俄语和荷兰语等多种语言编写的儿童故事。2018年曾有中文版引进,今年这本书又得到了再版。每一本童书在编排上按照原版的出版时间顺序,并且都标注了英文书名和原始版本,目录则按照书名的拼音首字母排列,方便读者查找。

这本书会带我们进入一个极其丰富的文学世界,从无字图画书到青少年奇幻小说,许多代人喜欢的经典作品都被囊括其中。朱莉娅·埃克谢尔认为纳入这本书里的童书展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儿童故事如何反映出对孩子影响巨大的社会变革。

百年来,儿童文学的性质不停地发生转变,有些成人书后来变成了童书,有些童书也为成人所热爱,童书就像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中间地带”,让人们重新回到儿童时期那永恒不变的事物中。这本书在介绍童书时,会将创作者的特色或经历简洁地融入进去,也会列出延伸童书,提供了一个图书简介的写作范本。

翻阅这1001种在世界享有赞誉的童书还可以看到它们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年龄段在8+以前的童书绝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中文版,有的还不止一个中文版,对此我们可能要比美国读者幸运。而年龄在12+的童书则有相当多数都无中文版。

下文是阿甲老师为这本书写的中文版主编序。阿甲老师在它的再版工作中为其收录的每一本童书有可能找到的中文译本都进行了标注。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明了整理其中文信息的不易,并对这本书在中外读者那里都引起争议的按年龄分类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托马斯和朋友:小火车登场啦!》(1945年)

一间小小的“图书馆”

我忘不了最初遇见这本书时的惊喜。那是在2015年秋天,我闲逛到斯坦福大学书店时无意间看到了它。第一眼的惊讶是“1001”这个数字带来的,因为我和萝卜探长曾在2003年写过《让孩子着迷的101本书》,两个数字一眼看去是如此相似!但显然,“1001”厚重了许多。我忙不迭地翻开,首先看到了昆廷·布莱克的推荐序,多么亲切!对于童书而言,昆廷绝对是品质的保证。再随意翻看书中的内容——天哪,有那么多熟悉的好书,还有那么多不熟悉(甚至完全不知道)的好书。这绝对是一本童书发烧友的宝典!我毫不犹豫地放进了购书篮,到柜台结账时才注意到它的定价。那位店员很热情地夸赞我的眼光,也很好奇地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我来自中国,并由衷地赞叹:这间书店很棒,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好书!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英文版封面。

爱书之人,常常会因为对一本书的喜爱而瞬间亲近。童书更有一番魔力,会让共同亲近的人感觉仿佛同属于一个理想的国度。这本书中推荐的1001本书,可以看作游历于这个理想国度的一张张通行证。

不过,“1001”这个数字可能会把一些读者唬住。有位书友半开玩笑地说,他恐怕到死也读不完这1001本书。我说,谁又能真的读完呢?为此,我还当面请教过本书的主编埃克谢尔女士,她非常肯定地回答:她也没有读完过!

这1001本书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童书专家(包括创作者)的联合推荐,所以有些书因为语言的关系,她还读不懂呢,比如本书中推荐的三种中文图书。实际上,由于每个人的阅读趣味不同,在阅读中所有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偏科”。我相信,这位堪称当今世界“最懂童书的专家”之一的主编女士,所读过的童书又岂止万种(尽管只有部分与这1001本有交集)。那么,整理出这1001本书,意义何在呢?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实拍图。

在我们的对谈中,埃克谢尔女士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她建议读者将这本书看作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这里有1001种孩子可能会喜爱的书,可以经常看看这些书的名录,先通过简介大致了解书的内容,初步判断是否有可能对它感兴趣,然后再找机会去图书馆借阅或到书店购买。

这个建议有点类似吉姆·崔利斯在《朗读手册》中提到的“橱窗原理”,我们可以将本书看作展示1001本书的橱窗,时常翻看就好像是在浏览橱窗,看着看着就可能忍不住要将橱窗里的书弄到手上来阅读了。

图书馆员的工作

鉴于这1001本书绝大多数是国外的作品,为了方便大家找到或选择适合的中文译本,我应邀在这个新版本中做了一件很基础的工作,就是为每一本有可能找到中文译本的作品标注推荐版本信息(为简化起见,通常只包含译者与出版社信息)。这项工作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容易,最大的难点有二:一是书名的中文译名常常并非直译,这需要借助阅读经验和数据库信息比对来完成搜寻;二是许多公版书(通常情况下,创作者去世超过五十年,作品即可不经授权翻译出版)有多个译本,需要从中优选出相对较好的一两种供读者参考。

比方说,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在市面上不下二十种译本,书名有的还译作《柳林风》《风中的柳树》《林间风》等,而我通常会建议先从杨静远或任溶溶的译本开始读起。虽然翻译本身并无“完译”,每个译本可能都会有其优点,但自己尝试做过翻译或尝试过多种译本的比较后,会发现确实有些译本在整体上更值得信赖。我进行这种童书译本比较的工作是从2002年开始的,因为经营着一家专售童书的红泥巴村书店,我必须学会判断:市面上有那么多版本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海底两万里》……,应该优先卖(推荐)哪个版本呢?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实拍图。

不过,参与到本书的工作中来,感觉更像是在做图书馆员的工作。细致观察本书中每一本书的图书信息,不放过任何一个图标和缩写,你会发现它真的有相当强大的图书馆检索功能:可以根据推荐年龄和时间线查书,可以通过作品的中文名或作者的英文名来检索。实际上,为每本书标注的主题词也是比较完备的图书馆数据的一部分。通过这些信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1001本书的丰富性,尤其是主题词所反映的童书种类,大概远远超出了一般读者以前对童书的想象。

值得特别提醒的是,请不要对书中的推荐阅读年龄太过在意。比方说,图画书《和甘伯伯去游河》放在0~3岁年龄段推荐,那么3岁以上的孩子就不适合了吗?《小房子》放在3岁以上年龄段推荐,3岁以下的孩子或5岁以上的孩子还能看吗?小说《魔戒》和《时间的折皱》放在12岁以上年龄段推荐,12岁以下的孩子可以读吗?——这些都是显然可以打破年龄段来阅读的例子。

阅读是非常个性的事情,每个孩子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但作为推荐者,往往不得已要标注供参考的年龄段,主要是供经验尚不丰富的读者参考,而且默认的规则通常是“有下线无上线”——比如《和甘伯伯去游河》是可以读给一两岁的小宝宝听的,这是下线;但八九岁的孩子也可以自己读的,而12岁以上的孩子如果喜欢,当然也能从中受益匪浅。如《魔戒》这样的小说,能力强的孩子9岁也可以畅快阅读,但通常不建议年龄更小的孩子去啃这样的大部头,除非有特别的偏好。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内页。

无国境的儿童阅读

就读者个体而言,如此丰富的“小小图书馆”式的推荐,也很像是为孩子绘制的一幅阅读成长地图。难度比较大的书就像高山,内容相对平易的书就像平原,一般来说,建议由易到难;而不同主题的书,就像是不同的地貌,山川、湖泊、河流、大海,游历其中,让孩子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丰富、更强健。这样的地图,有向外的探索,也有向内的追寻。用埃克谢尔女士的话说,就像窗子与镜子——打开窗子,看看大千世界,扩充视野;照照镜子,反观自我,探索内心世界。这里的1001本书基本上是文学作品,更强调体验的深度与丰富性。孩子有如此丰富的体验,相对于体验的匮乏,人生的宽度与厚度有更多的期许。所以,称之为“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并不为过。

但作为中国读者,在这样一幅非常好看的“阅读成长地图”中甚少中国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对本书主编和编撰者来说,这主要是由语言和信息的障碍造成的。这部分地图的补缀工作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完成。在整理本书的译本信息时,我就在想,应该至少写一本《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1本中国童书》吧。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内页。

与埃克谢尔女士对谈后,我更增强了这方面的信心:在“地球村”的背景下,为中国孩子绘制全球视野的同时充分保留本土特色的阅读成长地图是必要且可行的。沉醉于童书世界多年的发烧友与研究者可能深有体会,尽管成人世界的文化差异很大,但在儿童世界却能看到更多的相似与相近,年龄越小就越趋于相似,比如在图画书的视觉语言中,我们甚至能看到近乎原生的某种“世界语”,就是每种文化背景下的一两岁孩子都能读懂并喜爱的视觉表达。

在帮助孩子爱上阅读的愿望和策略上,我们也极其相似。我说,读者不是天生的,需要由深爱阅读的读者来打造,其中就包括有经验的读者为孩子推荐曾经深深打动过自己的童书。埃克谢尔女士说,将孩子培养成真正的读者,关键在于要让孩子找到一本真正痴迷的书。这实际上是同一个策略的两面。

我们这些已经长大的书虫,在这里展现1001本书(或者更多),也正是展现了我们的经验与热情,期待小读者们能被这种热情感染,在其中找到真正能打动他们的书读起来,一本接一本。也祝愿他们,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渐渐超越这样的推荐,放眼于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都坚信,深爱阅读的孩子越多,这个世界将变得越美好。

文/阿甲

编辑/申婵

导语校对/柳宝庆

关于拼音的故事有哪些英语2

三个问题

在讲这个古文明故事之前,先提三个问题考考你:

轮子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最早的拼音文字是谁发明的?

人类第一部法典里都记了啥?

上面这几个问题,都和一个古代文明有关,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所在的区域位于两河流域,大致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范围内。

在这个文明中先后出现了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赫梯人、亚述人等。这些不同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盛开出朵朵灿烂的文明之花。

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东方“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巴比伦吗?

其实严格来说还真不是,古巴比伦只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某个特定民族的历史阶段。

我们下面解答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后面还会讲到拥有降维攻击武器的民族。

轮子怎么造出来的

我们先从轮子说起。曾有历史学家说,轮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这道理很好理解,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路通了轮子就能跑起来,交通货运就能带来经济的繁荣。

而人类学会使用轮子,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远行、运输重物、建造城市了。

第一个发明并使用轮子的,是苏美尔人。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最早的主人,因为没有后裔流传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无法得知他们来自何方,最后又是如何神秘消失的。

不过幸好那个时期的雕塑还保留着,我们能看到苏美尔人是鼻子又长又直的白人形象。

苏美尔人雕像

那么苏美尔人发明轮子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考古学家研究发现应该是有六个阶段。

首先自然界中圆形的事物还是比较常见的,古人类不需要去凭空想象这个形状。例如看见一棵树倒下,推着它就能滚动起来,那么就有可能将重物放在圆木上滚动着走。

然后如果要搬运的不是一件重物,而是很多小物件,那就在圆木上放一块板子或是木筏。这样虽然比以前方便了,但走起路来还是挺费劲的。于是有人想到把圆木中间部分刨掉,保留两头,就像一个哑铃一样。

这样可以拖着走了,但万一圆木损坏,那更换又是个麻烦事。再改进一下,将中间的横梁和两边的圆木分离,做成活动的,这就是车轮和车轴的原始形态了。

轮子的演化过程,图片来自《文明之光》

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200年,也就是距今5400年前,发明出了原始的车辆。随后它传入古埃及,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改造下逐渐进化。到了今天,就是满大街跑着的汽车、电动车、自行车了。

拼音文字是谁发明的

干实业苏美尔人有一手,搞文化人家不小心又拿了个第一,这就是发明了最早期的拼音文字——楔形文字。

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芦苇杆或者木棒,在软泥板上刻写,再将泥板晒烤烘干,待其质地坚硬之后就可长期保存了。

得益于这些五千多年前的泥板,我们今天能够精确知道,当时人们主食吃的啥、啤酒产量,以及养了什么牲畜。

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

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开始也被认为是一种象形文字,但后来研究发现它是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拼音文字。

这说明苏美尔人的文明在当时是相当发达的。阅读象形文字是类似看图说话,我们的方块汉字就是流传至今的象形文字。而拼音文字,则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才能创造出来。

有了文字,人类的历史就可以被记录下来,文明就得以在文字中代代传承了。斗转星移,苏美尔人湮没在了历史的黄沙中,但他们创造的文明成果却还在流传。

人类第一部法典

时间来到了公元前1792年,此时相距苏美尔人的时代已过千年,统治两河流域的是古巴比伦人。他们的新国王在这一年继任,随后开疆拓土,打下一片大好江山,成为一代雄主。

但让这位雄主流芳百世的,并不是他的赫赫武功,而是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

保存在卢浮宫的汉谟拉比法典

我们现在都强调要建设法治社会,《汉谟拉比法典》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类第一部完整的法典,使得古巴比伦成为一个依靠法律来维系运转的国度。

汉谟拉比因此被视为立法者先驱,他的雕像还被安放在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山里。

美国国会大厦里的汉谟拉比浮雕

那这部法典里都记载了啥?

它包括解决经济纠纷和家庭关系的民法,还有惩治犯罪的刑法。

民法里详细地规定了财产所有权归属、继承转让,商业合同契约、借贷、雇佣等多种关系。

比方说你想在自家地头上盖个房子,但邻居说不行,因为侵占了他们家的地。这个时候不用打一架比谁的力气大,诉诸法律来解决就行。

刑法则是基于“同态报复”的原则来制定的。这个意思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还是上面那个邻居,他可能气不过非要过来找你打一架,结果把你的手给打断了。那么好,按法律判,这邻居打人的手也要被剁了。

当然,现代社会已经不主张“同态报复”,这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不过在三千八百年前,法典的第一次出现就已经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进步了。我们不必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当时法律的优劣。

降维攻击武器

灭亡了古巴伦的,是来自高加索地区印欧语系的民族——赫梯人。他们就是早期的游牧民族,除了善于骑马打仗外,还掌握了一项独门秘技:冶铁。

铁制兵器相对于青铜武器来说,那就是降维打击。

赫梯战车

赫梯人仗着铁制武器称霸一时,成为两河流域的话事人。但好景不长,赫梯人打仗虽猛,却不怎么团结。

也合该他们背运,居然招惹了古埃及历史上最能打的一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在卡迭石战役中,硬刚的结果是赫梯人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随后退出了两河流域。

拉美西斯二世神庙中关于卡迭石战役的壁画

亚述人填补了赫梯人衰退之后的权力真空,但亚述人文明程度不高,带给两河流域的不是安定和平的日子,而是充斥了血腥的黑暗岁月。

他们生性残忍,屠杀战俘是家常便饭,治理国家的方式就是不断征战。这显然无益于稳定统治,所以偌大的王国,只持续了半个世纪就亡国了。

亚述国王与狮子搏斗,大英博物馆

结语

纵观一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在古巴比伦人手里写出了《汉谟拉比法典》;

苏美尔人发明的轮子,在赫梯人身下是大杀四方的战车;

古巴比伦人的法典,是人类法治精神的起源;

赫梯人的冶铁技术,使我们拥有了今天的工业与恢宏的建筑;

……

虽然政权更迭,民族变换,但文明之光永远在流传!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迹

参考文献

吴军.《文明之光》第一册.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关于拼音的故事有哪些英语3

澎湃新闻综合报道

澎湃新闻获悉,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女士(Cecilia Lindqvist)于上周日去世,享年89岁。林西莉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弟子,痴迷中国传统文化与文物,对中国汉字和古琴多有研究,曾出版《汉字王国》、《古琴》、《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等著作。澎湃新闻特刊发其一则自述,以为纪念。

林西莉

林西莉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弟子,在跟随高本汉学习几年中文之后,1961年至1962年,林西莉来到北京大学读书求学,此后曾数十次到中国访问。

1971年起,林西莉在瑞典任汉语教师,1978年后为瑞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其后,她耗时八年,写成了《汉字王国》一书,1989年出版后,有了英、法、德等十多种译本。

林西莉在学古琴

林西莉不仅研究中国汉字,而且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她曾花了两年时间学习古琴,并用中文名林西莉著《古琴》,该书在2006年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她所著的《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则记录她在中国的那段生活,那是一段她无法抹去的记忆。

《古琴》林西莉著

《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 林西莉著

在林西莉远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南部的家中,庭院的一角种着中国竹子,室内墙上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放的是中国古籍,更为醒目的是墙角那把暗红色的古琴。她懂甲骨文、金石文,了解《广陵散》《空城记》《诗经》《列子》等许多中国音乐故事及文学里的音乐典故。

我的汉字长征

口述/林西莉,整理/冯亦斐 Tom Wang

初到中国

话说1952年,我高中毕业,之后的九年时间里,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不同的科目:艺术史、历史、语言学。瑞典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学生。

后来,我在希腊住了几年,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音乐,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鲁特琴。当我28岁时,才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高中安顿下来教历史。我喜欢教书,但又不甘心这么早就安定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对欧洲文化非常熟悉了——花了12年学习德语、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意大利语也不错。但我渴望体验并了解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也许我可以学一下汉语?

王迪给林西莉授课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教授是我学习汉语以及决定去中国的关键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已经退休,但依然每个周一的晚上开一堂两小时的讲座。这对我来说太合适了:我白天教书,晚上听课。在课上我学会了如何使用字典来翻译他发给我们的课本——孔孟重要典籍的影印本。

高本汉每教一个汉字都会把字的来源和已知原型告诉我们。他讲授的汉字,个个有史有据、鲜活生动、易于理解。在汉语言研究领域,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权威,但他对汉字的热爱依然不减当初。带着这股无法抑制的热情,他在黑板前侃侃而谈,直到粉笔灰像龙卷风一样环绕着他。他的博学,他对汉字的热爱强烈地吸引了我,他的课让我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越来越着迷。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决定一起到中国去学习现代汉语。

然而在当时,要获得留学签证很不容易。起初,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态度非常消极。他们首先会问:是谁派你们去的?哪个组织?哪个政党?我们解释说我们完全是个人想去,我们已经攒足了在中国生活一年的费用。我们跟任何组织或政党都没有关系。但文化参赞明确指出:中国大学不接受外国学生的个人入学申请。

学生证

无奈之下,我们开始搜集包括高本汉在内的重要学者的推荐信,甚至还获得了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的许可书。一年多后,北京大学发来了入学通知书。1961年1月2日,我们离开瑞典,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两年时光。因为在学期中入学,没有适合我们的初学者课程,所以我们免费获得了一位专门教我们的老师。她是位严厉的中年妇女,用的教学方法就像是我们瑞典几百年前的方法。

起初的学习艰难乏味。每天20个汉字,一周学六天。每天第一节课总是先做家庭作业小测,然后过一遍要新学的汉字,从来不介绍任何汉字结构,或者此字在甲骨文或金文中的古老字形。只是重复、重复、再重复。每周的最后一天则是总复习,把本周所有学过的汉字全部温习一遍。

图解汉字

渐渐地,我们得开始用学过的汉字写短文。多亏了我们还带着高本汉的《古汉语字典》,才能独立地对汉字进行分析,这也成是我们理解和记忆汉字的唯一方式。

我们学习的课本和句子都是政治挂帅,比如“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公社好!” 几个月后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就跑去问老师能不能找些不带“色彩”的读物,比如成语故事等。她一开始很生气——也许只是装出生气的样子来,不过还是去和上级领导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领导同意她将政治性教材换成精彩的传统故事,如“东郭先生和狼”“牛郎织女”和“曹冲称象”。

我们长舒一口气,老师很显然也轻松了。她慢慢地变得友好开放起来,甚至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我们在那里喝茶、吃糕点,更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她和她先生居然合演了一段京剧,她扮演旦角,这跟我们熟悉的她是多么不同啊!

1961年来到中国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回想起这两年,发现它就像是人体的黄金点,或者一幅中国的山水画,画在金丝绸卷上的墨笔画。我从没认为在那期间我所学习或者经历的会有什么“用处”。

那时,我开始怀着最浓厚的兴趣观察我周围的世界。每样东西,每一个细节都那么重要。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能会发现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我越是认真地观察,我就理解得越多,我对汉字的理解也更深。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大跃进”刚刚失败,随后一连几年食品很少。秋天连大白菜都很缺乏,每一片叶子都要捡起来,晒干使用。我们宿舍外的树刚刚落叶,有几周就挂满了白菜叶,好像给死人披麻戴孝。我来自另一种文化,人们已经忘记晒干菜的方法,因此这种景象是不可理解的。

当春天来了,树木复苏了,长出了新的叶子。然后在树丛中、树枝上,到处是人。平时在路上悠闲散步的大学生们不见了,他们像山羊一样采集树叶。我向老师抱怨说:“这是一种破坏行为!没有人能制止他们吗?他们在破坏树木!” 我的老师平静地说:“你要知道,他们半个冬天没吃到任何绿色的东西……”

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突然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华北平原上的树木。它们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们被过多地索取。人们无法想象自由的参天大树,那种形象一定很特别。而“木”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叶子,只有干和枝,在冬天的天空下树黑乎乎地站着,没有任何美感,一种单调但真实的形象。这个形象一直与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树与一个“木”字立着的形象相连。 1961年的冬天和来年都是那样绝望的年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政治运动,这个国家发现自己处在真空之中。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平等的社会突然成为非常遥远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陷入停滞。

数百万的人吃不饱肚子,许多人就此消亡。所有的希望都被舍弃。封闭、绝望,这就是我初来乍到时看到的中国。但在这个表象之下,古老的中国文化依然不屈不挠地残存着。

除了学习汉语,我很幸运能在北京古琴协会这样的地方学习古琴,而且是这里唯一的一名学生。成立于1954年的这个协会很快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闭了,但那里的环境和人改变了我的一生。那里的音乐学者和音乐家有着很深的文化造诣。他们对古琴音乐的诚挚热爱、无私奉献以及不懈努力让我印象深刻,让我心潮涌动,想要学习他们,像他们那样生活。他们是我遇到的最不同寻常的博学者,无论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是关于汉字、诗歌、瓷器、哲学、建筑还是音乐,他们都能给我一个答案。

当年的古琴研究会的大门还在,如今里面已是普通的民宅

这也是十年后,当我开始教授汉语时,我为什么会想给我的学生带来我在古琴协会所经历的东西的原因,我想让他们从各方各面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让汉字与中国古老辉煌的文化相依相衬。

1962年的冬天,我因为个人原因不得不离开中国——我丈夫已经受够了这里。而那时我对中国文化和音乐的理解才刚渐入佳境,还有那么多没有学习和体验的东西,这让我觉得很不爽。但是生活有时并不会给我们留有选择的余地。那时如果我能预见到1972年之后我能够一年一次甚至几次地回到中国,就会坦然地离开了。

1964年回到瑞典后,我重拾教书旧业。有一天,我听到教务室里传来一阵笑声:“有18名学生提出申请,说课程里应该包括汉语!他们疯了吧!怎么可能?不说别的,上哪儿去找个老师去?”我的兴趣一下就起来了,说我可以试试。毕竟,我在瑞典和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过汉语。这么着,汉语课得到批准开课。

林西莉和古琴

这是个额外的课程,每个周一下午从3:30上到5:00。大伙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还得上课,开始时觉得挺辛苦,但是到五点钟下课的时候,我们又都觉得充实而且精神。当这个学期在6月份结束时,我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我的学生们也都签了名。我们在信里介绍了我们学校开设的汉语课,同时也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考虑将汉语列为第三语言(或者我们叫C类语言)。在瑞典,英语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的。四年以后,学生可以选择法语、德语或者西班牙语。再过四年,学生可以再选择一门外语,这时候,他们已经长到15、16岁了。

信是6月中旬发出的。当时,我以为大伙都已经去休假了,而接下来的秋季要举行选举,所以我以为文化部的回复估计得到11月了,而且很有可能是个“不行”。但是,有时候,生活就那么奇妙。两个星期之后,我就收到回复:秋季那个学期开学后就开始吧。

我很是吃惊。我没有任何课本或教材,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教汉语。如果是教中国历史,我可以如鱼得水地完成,但这是汉语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做课本教材。我买了一台复印机,把我在北京用过的课本章节和一本美国出版的课本里的笔画笔顺图解等都复印了下来。秋天开学了,我进到学校的七个一年级班里给他们挨个讲:你看,这是木、日、月、女……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校长已经同意我们增开汉语课了,谁想学都可以从原来的语言课转过来。23名学生报了名。就这样,瑞典的教育系统里从此里有了汉语教学,我对《汉字王国》的探索也从此开始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好事多磨。虽然,我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教授历史和教授外语的方法完全不同。我唯一认定的是,我绝不要用像北大教授汉语那样的办法。

所以我主要借鉴了高本汉当时让我们对汉语产生兴趣的办法:让汉字活起来。最初,吸引我的就是这些字简直太美太生动,所以我也想让我的学生这样对汉语着迷起来。当我用自己编创的“课本”要开讲下一课时,我一般都会先从生字开始,给学生们讲这些字最初在甲骨或青铜上的样子。

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大量50年代考古发现被出版成册的时候。去之前我在瑞典是学美术史的,很多的课程都和考古相关,所以很自然地,我也就开始研读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譬如关于邯郸、安阳、半坡遗址等详尽的报告都不贵,所以我就把能找到的都买了下来。这些书在我教汉语时帮上了大忙。书里的那些照片恰恰是我讲生字的历史时给学生提供的最佳背景资料。我在这些书里找到极其精细的图画和照片来说明那些考古发现,而这些图片让人对一些汉字的形状来历一目了然。譬如,鱼、夫、目、面、耳、齿——这些书整本整本都是这样的图片。有了这些图片,我的学生们不仅学得快记得牢,他们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学得兴致勃勃。

苏州运河里的小船

正如我在《汉字王国》的前言里写道:“我发现我的学生的反应和我过去完全一样——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的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我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

为了让他们能记得更牢,我开始将课本里我们见到的生词都整理出来,这个词汇表很快就堆得老长。这时候,我意识到,对于普通的瑞典公众、受过教育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公众来讲,这些词汇或许可以结集成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呢。

重返中国

1972年冬,当我再次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时,一切都很顺利。这次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去的。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呆了一个月。每天从早到晚,我们密集地参观学校、医院、工厂、托儿所、村庄。也许是因为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帮助我们安排了这次行程,所以一路绿灯。

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后去了南京、上海和苏州。在苏州文庙旁的一所中学里,我们听了几节课,和学生们一起午餐,还采访了校长。那些日子很精彩。我们见到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有一种平静正在蔓延,我们见到的所有人都非常自然和蔼。

《给孩子的汉字王国》内页

这些学生是幸运的,他们的中国之行得到了教育部的奖学金资助,自己只需要支付很小的一部分。在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外国人相当少见,几乎是让人感到危险,大多数人对老外敬而远之。我去找民族音乐学院想咨询古琴的事时,接待我的人一开始似乎显得惊慌失措。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一般外国人是不能和某个单位直接联系的,更别说登门造访、咨询了,各种琐碎的官僚程序繁杂无比,而当时多亏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而我的学生在周一到周六的学习之外,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在中国的学习之余,经常骑着自行车逛北京,出入各色胡同,和老百姓聊天,在小饭馆里吃饭。北外每周还组织各种短途参观——去学校、工厂、人民公社等各种地方。他们对中国的爱也愈来愈深,不仅仅对汉字,而且是对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东西。这些经历对学生们很重要,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教授,在瑞典的不同大学里教汉语,也有的人投身瑞中外交事业,还有一些在为驻华的瑞典公司工作。

林西莉

回到瑞典之后,学生们就他们在中国的所闻所见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我也发表了关于中国教育系统的文章,还接受了电视采访。这些带给我很大的影响,我决定从那以后,每年都和我的学生一起去中国,以便学习更多、了解更多。但这个心愿还是花了点时间才实现,在1979年之后我们才成行。

1979年之后,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拜访学者或去观摩新的考古现场。我跑到山东去看中国现存最老的房子,去黄河边上的大河村遗址看新石器时代村庄的遗迹,去安阳边上的小屯村看正在进行挖掘的巨墓,去西安的半坡,当然,也去苏州的丝绸厂了解丝绸的生产工艺,观看剥茧抽丝的奇妙过程。

我去过嵩山的嵩阳书院寻找中国最古老的树,也去到西安向北或延安周围,参观那里壮美的窑洞,也在那里见识到了绝无仅有的剪纸艺术。在延安剪纸中,鸟是一种最通常的题材,我见到的最多的形式是两只相对的鸟儿,这是剪纸的一种自然结果:把纸叠成两层,一次能剪出两只鸟儿。金文中的“雔”字看起来就像与剪纸有着古老的血缘关系。还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只狗,长得就像甲骨文里的“犬”字,“犬”简直就是按它的模子创造的!在一条关于灭火器的广告里,那个“火”字也很明显被设计成了甲骨文的样子。这些线索无处不在!古老的形状和古老的图画在今天就如同三千多年前一样活生生地存在着。奇妙无比!所有这些都让我对汉字理解获得了信息和灵感。

延安剪纸

当我在开始动笔写《汉字王国》时,我本想写一本关于汉字象形起源的简明、通俗的书,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许多传统的解释已经过时了,大多是因为最近几十年的许多考古新发现,还没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去修正。考古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进行第一批正规的发掘工作。但是随后几十年的内战和外敌入侵使这项工作基本停顿下来,到50年代才恢复。

我对汉字的解释是首次根据那个时候以来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来讨论汉字的核心部分。我找到了像夏鼐这样有着传奇色彩的考古学家来咨询甲骨文的不同方面以及早期中国人类的问题。80年代初期,我见过夏鼐教授几次,当时他已经很有一把年纪了,但是他很和蔼,细致入微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我问了他很多关于墙的问题。我参观过诸如长城,老北京的城墙,南京和西安的城墙,还有在郑州的一种特殊的墙,这正是他的研究领域,在那里能看到外层石头剥落后的墙是如何被建造的。这对于我写关于表示“屋顶与房子”的汉字的解释时非常有帮助。夏鼐教授不仅让我了解了建筑本身,还帮助我了解了汉字的结构和来源。

我还拜见了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建筑史学者,就“宗”字进行探讨。“宗”字是由表示屋顶的“宀”和表示“预兆”的“示”组成。对于“示”字的解释不一,唯一能确切的是,有对各种自然现象观察和对凶吉预示有关的“示”字,其活动都发生在高大的祖庙或附近。我一直考虑这个字所具有的不同字形。在甲骨文里它的样子很接近窑洞的圆形,蜂房式的屋顶,而在金文里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字更像与墙明显分开的房子——很像考古学家复原的祭祀大厅。

北京西城区的屋顶

我就这个字的不同写法是否反映不同的屋顶与中国文字专家进行讨论时,他们坚决否定这个想法,认为不同是暂时的,因为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笔体,是“误笔”。可是1984年夏天我在北京拜见的那几位建筑史学者,他们认为两种不同的房子样式并存了很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半地穴式的房子越来越少,安阳排房式的大房子越来越普遍,这种发展也表现在文字上,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研究能说明这一点的材料。我能相信谁说的呢?只有把这些观点都记录下来,留给读者去思考。

当我拜见学者或者其他人时,无论是在博物馆、村庄、考古现场还是别的地方,我总是开门见山地表示我对汉字有莫大兴趣,说我正试图写一本关于汉字的书,以此给我的瑞典同胞解释汉字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古老的文化,然后我再向他们提问。我这个不请自来而且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外刚开始让大家不免有些诧异,但大家对我都是礼遇有加,极其友善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更会带着我多转一转,让我了解到许多我之前根本不懂的东西。没有人好像真的因此感到不可思议,更多的是为我的兴趣感到高兴。

汉字长征

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的中国,供给情况很糟糕。但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博物馆里、考古挖掘现场以及很多其他场合下的人们再次润物细无声地活跃起来,变得乐意与那些对他们的工作以及老派的话题,比如汉字感兴趣的外国人见面交流。虽然在那个时候鲜有人问津这样的兴趣或工作,他们依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骄傲,我的出现更令他们欣喜,所以他们全力帮我。

80年代之后,西方的食品都在中国出现了。过去,我们西方的面包在中国从来没有,除了与外国人有关的少数人可能偶有机会品尝到。那时,城市里有了在模具里烤的面包,公园里的食品摊像卖糖果一样把它们卖给在寺庙和假山之间游玩的饥肠辘辘的游客。他们就直接吃,就像我们西方人吃一包炸土豆或爆米花一样。我常常看见人们在街上拿着一大块面包,边走边吃。现在你可能看不见那种场景了,但是30年前,因为从来没见过或尝过,任何洋玩意都很吸引人。 当我开始研究汉字时,没有中国人,也没有其他外国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工作,我也不认为有那个可能。因为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地方,甚至至今,中国和西方学生、学者专注于一到两门不同的科目,比如专攻艺术史、历史或者语言学等等,但却无法打破这些科目的边界。而我自己,积攒了一大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艺术、历史、音乐、语言等等,还在全世界体验并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当我开始关于汉字的长征时,所有这些知识都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因此我的视野更宽广,它帮助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汉字、活在中国文化里的汉字。

所以,我在欧洲学习不同学科的十年,还在世界周游的十年,以及写书的十五年,成就了我对汉字的长征。而今,我们经常谈及跨学科研究,我在中国所做的正是跨学科研究。但很遗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在中国已经淡出关心的焦点。所有的目光都投向经济,学生都蜂拥而去投奔如计算机科学、大众传媒等这样新的领域了。

《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2016年,《汉字王国》经重新编排,成为”给孩子”系列的第五部:《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当我的书最终成型出版时,我已经57岁了,那是1989年。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选择去过我的一生,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同一条道路。当初,我的目标就是我所写的关于汉字的一切要在学术上高屋建瓴,像博士论文那样扎实。迄今为止,我自己还没有发现有任何“错误”,也没有学者联系我或者批评我对汉字的解释。我感到很高兴,这也许是因为在出版之前长期而扎实的工作吧。我也还没遇到任何新的发现需要来修正我的解释。

(文章来源:《看历史》2012年1月号 以及《文化月刊》9月号)

责任编辑:陈若茜


  • 发表评论
【已经有()位大神发现了看法】

  • 匿名发表
  •  
人参与,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