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的故事翻译英文作文(善意的故事英文作文带翻译)

时间:2022-09-25 15:39 | 分类: 故事汇 | 作者:新京报 | 评论: 次 | 点击:

智慧、友爱、勇敢、善良……哪一个才是童话故事的价值基底?,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关于年的故事翻译英文作文(善意的故事英文作文带翻译)1

又到了“凯奖绘本评论”专栏时间了!这个专栏由儿童文学、性别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者王帅乃执笔,逐一梳理和点评已有中文版的凯迪克金奖绘本,看看一本图画书除了功能性,还可以从哪些角度赏析,以及80多年来凯奖经历的变化。

从1939年的凯迪克金奖绘本开始,新京报小童书已经推出了13期评论。第14期我们将翻开1955年的金奖绘本《灰姑娘》(Cinderella, or the Little Glass Slipper)。该书的中文版已由蒲公英童书馆引进。

《灰姑娘》英文封面。

《灰姑娘》的版本很多,这一版是基于佩罗的版本,由美国插画家马西娅·布朗(Marcia Brown)绘制插画。马西娅·布朗一共获得了三次凯迪克金奖,六次荣誉奖,在中文图书市场较为知名的作品还有《石头汤》。

本期评论以这本《灰姑娘》为例,深入探讨了儿童文学价值宫殿的基底是善良。

《灰姑娘》如何诠释善良?

我曾经和朋友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儿童文学是一座大厦,筑成它的砖石是那些文本中屡屡被强调、被赞美的品质,天真、智谋、勇敢、正义、诚实、守信、友爱、善良、游戏精神、幽默、想象力,那么这些品质里,哪一种是这座大厦的地基?假如这是一个世界,一个王国,这里面有没有一种价值是抽掉以后会导致王国崩塌、世界摇摇欲坠的?

我们讨论后得出的结果是:善良。

儿童文学价值宫殿的基底是善良。这是一个乍听起来很不酷但实际上又很酷的答案。善良似乎比“游戏精神”和“想象力”这样的词乏味得多,其实则不然。

鲁特格尔·布雷格曼在《人类的善意》里针对菲尔丁的著名作品《蝇王》开辟了专章,讲述自己因为不肯轻易相信这部名作对人性的可怕结论而追根究底,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半个世纪前有过如此经历的男孩——可谓“蝇王”现实版的主人公们。

他发现自己的猜想得到了印证,那些漂流于海岛上的男孩不但没有反目成仇、互杀互害,反而结成了互助互律的小型公社。他们分工明确并制定了相处法则,建起了可食用植物园地和粗使的羽毛球场,他们燃起了永不熄灭的火堆等待救援,甚至还颇有情致地做了一把简易吉他,每天一起唱歌来提振士气。困于岛上一年后,他们被一位澳大利亚船长救回。经检查,当时男孩们的身体状况“处于巅峰状态”,其中一名男孩曾摔下山断了腿,在其他男孩的照料下已经完全康复。

传播了30多个国家的猎杀故事更酷,还是现实中好到叫人不敢相信的6个汤加男孩的故事更酷?

这只是其一。其二是,善良一词并非它看起来的那么“单纯”。

我们回到今天要讨论的主角。马西娅·布朗的绘本和迪士尼公主故事所依据的底本都是佩罗版的《灰姑娘》,另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是格林兄弟的故事。

《灰姑娘》实拍图。

在我们对该故事的记忆中,前者大致负责提供南瓜马车和玻璃鞋这一标志性物件,后者则提供灰姑娘三次参加舞会带来的秩序稳定感(宫廷文人佩罗并不像语言学家格林兄弟那样着意遵循民间口述文学对“三”的偏好,而是让灰姑娘第二次就漏了怯)和姐姐们的可怕结局。是的,我们很多人对《灰姑娘》故事的完整记忆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版本的混淆糅合,有的版本里还增加了继母的下场。

佩罗故事的目标受众是宫廷贵族,其中一些故事的设计是为了满足当时法国王室男性的淫乐需求,许多建议和教训是针对年轻的贵族女性而设,比如在《小红帽》故事的最后附诗警醒她们要守住贞操,与男性保持距离,还专门注解“野狼:诱拐女人的男子”;比如这部童话集的题名实际上就叫《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比如《灰姑娘》的故事发生在贵族之家,我们还能在绘本中看到一些当时贵族青年女性独特的装扮方式——在脸上贴塔夫绸假痣。

像这样一本故事集,训导受众女性谨守“妇德”,永远保持一种博爱圣洁甚至近神般高尚的光芒,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在这个本子中看到灰姑娘从始至终都在以德报怨,她给两位不肯带自己参加舞会的姐姐做漂亮的发型,在舞会上主动坐到姐姐们身边、剥橘子分给她们吃,最后不但毫不犹豫地原谅了她们,还请求她们永远爱自己,并将两位大公牵线安排给姐姐做新郎,给了读者一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大团圆结局。

这样的善良已经直接到无需解释,灰姑娘几乎成了头戴荆棘冠的女版圣子。这并非强行类比,在视觉化叙事中我们能更直观地体会到这一点——布朗绘本版女主角接受道歉那一幕中,灰姑娘的金色长发披散开来,宛若流水延及左右,长裙蓬大曳地,它们在仙女教母的魔法光晕中一起柔情地延伸到两位跪地请求原谅的姐姐身边。

《灰姑娘》实拍图。

这个定格画面中,灰姑娘身型的三角构图、微微垂眸含笑的表情和伸手允吻的姿态,使得她既像一位仁慈高贵的女王,又像圣母,佩罗故事里将贵族身份、基督教受难叙事与人品的高贵善良相关联的思路内核,被马西娅·布朗敏锐地捕捉并用视觉语言表现出来。

而格林兄弟的版本乍看起来就不那么善良了,上述情节一个都没有发生在格林版的《灰姑娘》中。最后小榛树上的鸽子(灰姑娘母亲的精神化身,考虑到鸽子与圣灵的关系,这同时很明显也是一个神学象征)还啄瞎了姐姐们的眼睛。灰姑娘不但为求参加舞会做了不少努力,被留在家里后也不是哭泣被动等来了救助,而是主动寻求小榛树的帮助,比起佩罗故事里的女主角,格林的灰姑娘更加积极主动地“阳奉阴违”。

但仔细揣摩,这个脚本仍然有着善良底色。首先是,格林版的继母和姐姐与佩罗版的相比,确实更像是“虐待狂”,除了分派重活和精神凌辱,平日里就一再以拣豆子难题恶意戏耍女主人公,还挑拨了父女关系,而常年遭受如此虐待的灰姑娘在实现阶级跃迁后没有主动报复,或对她们哪怕有一点言语嘲讽,挪移到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可谓相当仁善了;第二是故事的内部逻辑,它相信恶行应该得到恶果,所以降下天罚以维持善恶有报的秩序原则。该信念本身便是善的,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要展开细说。

经典童话里的善恶伦理

在定义儿童文学文类时,经典作品是一种用来确定该文学场域边际的重要参考项,而提供了许多典范之作的民间童话系统不是一个选择赞美弱肉强食、信仰丛林法则的世界,这对确定儿童文学文类整体的价值偏好坐标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的另一位朋友最近在绞尽脑汁地为一部奇特的作品撰写导读,它们讲述了人类历史上许多传奇越狱者和大盗贼的真实故事。他在收到邀约时一下子就被这套纪实图画书吸引,便答应了责编,直到动笔时才感到为难,问我为什么我们读到这样的真实故事时还会带着窃喜,为什么我们直觉上认为这样的作品应该留下来。他的理由是人类对自由、个性的本能追求。我觉得可能还不止如此。

首先,我们读越狱者故事时不是真的准备去犯罪,而是调用了“置身事外”的心理机制去理解故事人物行为。这种心理与民间童话书写中必须把母亲形象一分为二、保存生母形象良善关爱的同时把充满嫉妒的女巫写死的机制很可能是一致的,也和我们欣赏喜剧时嘲笑其中愚人的心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读者分得清哪些因素是该分离提取后吸收的,并不会真的因为读了大盗贼故事就效仿他们投身诈骗抢劫的行当,何况越狱成功的奇迹者中还有不少被重新捉回去这一点也提示着模仿的风险。

对模棱两可、内涵丰富的事件或行为,文学艺术总允许读者以讽刺和不敬的幽默感来对待。共情归共情,但就在为讽刺和幽默发笑的那一瞬间,读者划开了自己与故事中人的界线。

其次是,童话中的善很可能并非过往人们理解的那样必然是简单直露的、缺少探讨余地的善。

电影《仙履奇缘》(1950)画面。

一个儿童故事里也许没有明确的天真(比如《三个纺纱女》),没有勤奋(比如《睡美人》)或懒惰(比如《纺锤、梭子和缝衣针》),没有明显的勇气胆魄(《卖火柴的小女孩》),可能满口谎言(《聪明的格特》),也不讲信用(《打火匣》),但其中“善”的逻辑一定不会缺失(只是这种“善”未必是佩罗脚本里以德报怨的基督式善良)。

在那次讨论中,我们发现,儿童文学文本内其他美好品质都可以解释为由“善”衍生而来,反过来却不一定说得通;而在民间童话这种包容了尤其多越轨者的文类中,一条不会打破的铁律是,强势者主动为恶,害人必然不得好报,不论是掌握魔法的女巫还是位高权重的国王;不时以骗子、小偷、懒人为主角的民间童话讲求的“善”其实并非单层次的善,它允许底层民众偶尔行为失范,比如施些小骗诓走特权者们最多“半个王国的财富”,这或许是艺术对现实世界无法正义圆满的“调节”和希冀,所以大多数读者都能接纳甚至是喜爱那些狡猾的平民主人公。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是先哲对不公正环境怀抱愤懑和嘲讽,以及对窃钩者遭受过苛惩罚怀有同情与不满。我们承认人类目前尚未能进入法治完善、社会公正完全得以保障的时代,个体难以撼动结构,弱者为求生存只好自己制造“过墙梯”。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 / 张敏 / 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4月。

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农村生活观察两年后,写就后来的人文社科经典《弱者的武器》一书,他指出偷懒耍滑、流言蜚语、在村里散布谣言乃至偷盗、纵火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光彩甚至于不合法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弱者的武器。

它们看起来不像印象中的左翼革命或农民起义那样具有公开性、规模组织性和政治意味,但它们才是更普遍、持续的民众用以自卫和抗争的方式。天长日久、蚁穴溃堤,这些不起眼而泛政治的反应模式对结构的损耗是真实存在、不可小觑的,却也是宏大坚硬和理想主义的革命思维、革命叙事总是有意无意忽视的。

长久以来,不论是学者或大众都未能给予这些抗争模式应有的注意和评价,而文艺作品却再次发挥了它们敏感和包容的特长,将民间这种不甚光彩的狡黠智慧及其背后所涉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对与权力之兽斗争时“最后的呐喊”以各种形式纳入代代流传的故事之中。

从舍伍德森林的侠盗罗宾汉、到妙计越狱的亚森·罗平再到戏耍东京警视厅的怪盗基德,无一不坐拥大批忠实拥趸;我们乐于看莫泊桑塑造的“快乐的死刑犯”、哈谢克笔下“忠实的好兵帅克”无休止地给政客们增添麻烦——事实上,《弱者的武器》里,斯科特正是把农民的日常抗衡比作“好兵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儿童文学里亦然,我们为“一下打死七个”的吹牛大王小裁缝可能要穿帮而担忧,选择性地记住了那个灰姑娘姐姐不得善终的结局;当代观众对网络剧《毛骗》和电影《教父》的热爱更是早已说明一切,这种对越轨行为的包容甚至津津乐道里包含着的很可能恰是最原始的道德追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走投无路的受困者不反抗。而艺术作品则在人道主义上更高一层,它们容许这些受困者、边缘者在反抗过程中还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和快乐。如果我们是智慧的,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精神后花园存在,否则冉·阿让永远只能是编号24601,世界上永远少一个被救赎的无辜女孩。

即使是《聪明的格特》这样骗子厨娘的童话,我为什么说它在幽默精神之下仍然有“善”的基底呢?不妨做一次身份关系和情节颠倒的假设,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童话故事,它让主人对着帮佣厨娘撒谎,从而偷吃了本用于分享的烤鸡或者一次次偷拿厨娘放在储藏室的薪水,然后挑拨厨娘及其闺蜜的关系令她们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反目成仇,最后还成功骗厨娘写下卖身契让她终生白给自己做活——通过对童话人物的身份拆解,我们就能对暗藏其中的道德倾向一目了然了。

我们对这些故事诸多包容和青睐,是因为社会生存经验让我们深知这种骗局得逞和对权贵的天降惩罚叙事已是弱势者“最后的呐喊”,他们要面对的是极端不平衡权力结构带来的极不对等的“交易风险”,有时候童话作者会明写这一点,有时候则未必。

先说“满口胡沁的恶棍们”。小裁缝假如穿帮,他就要人头落地(大多数人会认为他罪不至死,但对这一君主制规则却无可奈何,这正是我们愿意偏帮他的一大心理基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作品叙事正是依靠社会伦理层面的诉求引导读者站到了小裁缝的立场上);两个骗子用并不存在的新装费了老鼻子劲,骗走的财富对国王而言也不过九牛一毛——读者从国王的昏聩中得到的信息是,这些财富、这些税收本来就不大可能“用之于民”、窃国者们长期安享特权却高枕无忧,于是这些破坏者便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结构的漏洞、赏善罚恶的化身、“正史的恶棍、平民的英雄”。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承担了“努力的冒险者”“技能精英”的角色想象,他们得偿所愿让普通人对“付出终有报偿的天道公平”能留存最后的希望。这些都是恶棍故事里埋藏的善恶伦理逻辑。

《灰姑娘》实拍图。

再回到《灰姑娘》的宽恕和惩罚之争。佩罗的极端善良在格林看来完全可能是一种“不善”——在这一点对善良的争议认知上,格林的选择更能代表大众的善恶观,这很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记住更多的是姐姐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她们也得了好报嫁给大公的版本。

拉斯·冯·提尔导演的电影《狗镇》里,被凌辱的女孩最后认同了她父亲的说法,她的本意是依其往日行事再度原谅村民,但这种无限制宽恕很可能包含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假如将对方视为平等的人,那么对恶行报以应得的惩罚,才算是对作出了选择的恶棍的“人格尊重”,也才能警示后来人不再为恶。假如为恶者总得到好处而不获惩罚,对为善者将是一种极大的不公,不论它是不是源自对善良本身的不尊重,它都可能最终导致整个社区对善良的不尊重。

也就是说,格林故事的内里是将善良视为一种选择,背后是对人之意志的充分尊重与浪漫讴歌(是的,这里的浪漫不无文论层面上的意思,德国童话本来就与浪漫主义运动关系颇深。假如我们把拍打着翅膀从天而降啄瞎女人眼睛的白鸽替换成乌鸦,这个故事的哥特感就遮藏不住要冲破纸面了)。同时它也暗示着,善需要后天学习:灰姑娘信任生母以及忽如其来的疑似“母亲的化身”(榛树和鸽子),与不信任恶毒者是一体两面的能力,缺失了哪一部分她都无法获得幸福。

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灰姑娘具备辨识不善者和与之周旋的智慧,同时也有能力辨识真正的善者并仍然拥有对它们敞开心扉、信任托付的能力——这是基于“善”之上的勇气。也就是说,经验、智慧、友爱、天真、勇敢和善良这些品质彼此间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很可能是许多童话故事未曾言明却是实实在在赖以运行的内部逻辑。

与之相比,佩罗的无限制宽恕虽然颇具神性,但问题可能也暴露于此,这种宽恕太强调与生俱来,太机械也太训导味,不论是与生俱来还是训导,其背后都笼罩着一个母本、一个高于人类之上的神的影子(按基督教理念,万物皆能分得神性的灵光和善,其中,人又是神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代管世界者)。神权之外,落实到人间,则还要多添一层世俗权力的挤压,即美好优秀的道德品质被视为贵族的专属。

如果我们稍微留心一点,就能在作品的第一句中发现格林版的灰姑娘出身富人家庭(19世纪资产阶级地位上升的文学痕迹),而17世纪御用文人佩罗的女主人公则是贵绅的女儿。这种出身与人品的关联叙事在几百年前一点都不奇怪,德维尔纳芙夫人的《美女与野兽》版本里,就让美女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而主动放弃与王子的婚姻,她的守护仙子与王子母亲激辩德行与出身何者更重,尽管仙子最后获得胜利,但读者也发现美女本来就是一位公主,不过是因避父亲仇敌追杀而成为了商人的养女。

这一关联叙事在21世纪亦不乏市场,前不久的热播网剧《梦华录》中就有类似表达,前一刻男主人公的部下将彼时尚未驯顺的女主贬斥为“刁妇”,后一刻听男主分析又说“难怪她的行事做派不像是平凡市井女子,原来竟是官宦出身”,而剧内对此未有异议。

于是,原本稳若磐石的善良叙事似乎稍稍露出了锈蚀的痕迹。

女性作者对笔下女性人物的善意

尽管我们已经陈述了民间童话里许多明写暗写的善良内核,但这座善良大厦确有短板,对此避而不谈是不合适的,而“性别与性”是其中最为显著、难以绕开的一处。

《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美]玛丽亚·塔塔尔著,吕宇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8月。

纯善仙女-恶毒魔女的对立设置自不必再多说,最近阅读《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时,玛利亚·塔塔尔的一处提醒又将纸上铅字反复申述的内容激活,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经典童话为生活中具体女性带来的最鲜活的尴尬和恶意。试想,为孩子读童话的母亲里大抵少不了“继母”吧,那么她们打开这些经典民间童话一字一句讲述继母们有多恶毒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这些继子继女在读了许多有继母登场的童话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中的继母无一例外都是邪恶的角色)后,若是在某个时候感到被自己的继母以某种方式伤害或侮辱,那么这些年轻的孩子就会拿童话故事里的继母比对自己的继母,然后对自己继母产生强烈厌恶情绪……弄不好就会搅乱全家人的安宁和幸福。”

一些原本不是问题的矛盾,可能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就人为地累积成了真正的麻烦。

塔塔尔同样指出了经典民间童话集的男性作者们“为同性讳”的倾向,父亲在所有伤害中隐身,包括对女儿的爱欲总是被用谨小慎微的方式透露,而对继母的恶行书写却完全不加掩饰,作者毫不吝啬地将各种负面词汇加诸其身,仿佛她们天性恶毒。

在《驴皮公主》里,父亲的乱伦爱欲被解释为由于失去妻子过分悲伤而导致的一时昏乱。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一部以职场性骚扰为主题的国产电视剧《女人的武器》,最后一集时忽地以心理医生的名义将男主角的骚扰行径归因为“爱情妄想症”——妄想所有女性都青睐自己的心理痼疾;更早一些的《女人不再沉默》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在问题归因上都有这方面的暧昧倾向,即男主角都被剧本或表演诠释为“精神变态”型人物,这就使得原本探讨的严肃的公共议题逃遁为一种偶发性的、难以自主控制的个人疾病,仿佛只有精神病患才会有此种行为,于是,相关反暴力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就被规避、消解了。凡此种种,足可见“经典”性别叙事之强大与社会直面性暴力之艰难。

在玛丽安·考克斯对灰姑娘型故事的收集与分析中,有130则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被继母与姊妹虐待,96则故事则写到父亲爱欲的胡搅蛮缠。这个数字差别比很多人预想的小得多,但我们记住更多的仍然是来自女性的嫉妒与互相伤害——这也是相当不公的一笔夸张,生活中许多嫉妒心理并不会必然导致违法犯罪行为,但童话里女性的嫉妒却一定会生成恶行;与男性嫉妒恶行往往靠致命一击了事不同的是,女性恶行会被延长其折磨的时间、聚焦细节和恐怖的氛围,让人久久难忘。

我无意在这篇文章里再借精神分析视角展开批评民间童话里的性别叙事,这确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宁愿再花最后一点时间讲讲在对抗根深蒂固的文体传统时,那些不走后现代解构路线(此类书写颠覆意识较为自觉和显著,有机会大可专文解析)的女作家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展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善意,这本身也是对民间童话深信不疑的女性嫉妒互害印象的反击。

《灰姑娘》实拍图。

就在这部马西娅·布朗重述的绘本《灰姑娘》里,我注意到,布朗虽然在文字部分保留了佩罗对继母的设定,却在画面里作了变动。最显著之处是继母形象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画面里出现过,这就导致读完整个故事后我们对恶毒继母的印象模糊浅淡很多,而漫画风格的诙谐性也让两个姐姐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柔化了。

布朗似乎意图让读者形成这两个姑娘本性不坏、只是三观尚未成型前跟着母亲胡来的印象。她们更像是两个同理心未建立的没心没肺的孩子,直到灰姑娘最后圣光普照地原谅她们的一刻,她们终于灵台清明地顿悟和成人了,有了区别于母亲的自我意识。

同样,考察中国民间童话的整理和重述史会发现,女作家创作的故事确实更常对女性人物带着与传统脚本中不同的显著善意。这其中的早期代表是葛翠琳,在她对《少女与蛇郞》的重述里,坏继母不是传统脚本中毫无来由的坏,或出于对同性美貌的嫉妒。

文本声称她是“为亲女儿能过上好日子”,这就相对淡化了传统脚本偏爱聚焦或有意强调的女性内部的恶意和斗争,减轻了女性不得不为靠近男权社会制定的虚无的“模范”女性形象标准而争相自我性客体化的暗示力,将性别的压力部分转换成了财产和经济的压力;《雪梨树》里香姑寻夫是直接遭遇了变心的男主人公,不再是公主出面以诡计阻碍“原配”见面,香姑的坏姐姐们也远不像灰姑娘的两个姐姐般刻薄,她们为了女主角的安全还主动提出把自己得到的财宝分一半给妹妹。

《中国故事》,一苇/著,萧翱子/绘,千寻Neverend | 晨光出版社,2021年5月。

又如前些年结集出版的一苇的《中国故事》。“青蛙儿子”的传统脚本开篇就写了母亲的衰老脆弱,她担忧儿子因贫穷找不到媳妇,叹气哭泣显示了其于问题解决上的无力,而一苇的版本则淡化了母亲的脆弱哀苦;在《云中落绣鞋》的故事后记中,作者写道:“我不喜欢水晶鞋,即使在童话里也不喜欢。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我要穿上水晶鞋子跳舞,视觉绚丽悦目,脚下坚硬冰凉……我爱绣花鞋,布质的柔软温暖,绣娘名匠刺绣的梅花……人都想要找到合脚的那双鞋子,爱情、婚姻都如此理。”

一苇在这里表现出了非常朴素的对同性的善意,这正是身体经验带给她的体贴,她在对传统童话文本的筛选和重述中加入了女性感知世界的维度,又通过童话后的主动阐释(假如我们把童话和每篇童话后的“作者记”看作一个完整的文本),将“鞋子”从男权社会审美标尺的外化物转换成了女性自己的愉悦和选择。

这些微妙的变化承载着从前无法掌握笔墨的女性对同性所怀有的另一种情感,它完全不同于传统脚本教给我们的那些。同时,它也区别于解构式文本态度鲜明主题先行的自觉颠覆,后者多少带有先锋实验创作的意味。在我看来,这种细节的转变和柔弱音量的逐步萌芽,才标志着一些新的意识真正在最广泛的民间扎下根来,它们何尝不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

几百年前,《人权宣言》声称“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宣言的光辉吸引了许多女性共同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抗争,采摘胜利果实时她们却发现尽管口号本身没有问题,但口号书写者们当时所想象和指涉的“人”仅指男人(homme)和男性公民(citoyen),另一性别的她们不得不再来一场“二次革命”,于是我们又有了奥兰普·德古热专门为此而撰写的《女权宣言》,作为对前者看起来很多余但实际又十分必要的补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当我们去讨论童话经典文本的善良基底时,同时指出这块基底结构内部的锈蚀孔洞才更有其必要性。再次强调,性别很可能只是这些锈蚀中较为显眼的一种。

作为语言文学的研究者,我相信并认为应该鼓励人在使用文字时的能动性。尤其对于民间童话这样具有极强口述性质的文学形式,任何一个已经对这些锈蚀有所发现的讲述者、传播者,都可以动用自己的智慧,为这座古老的建筑补漏(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换血”),直到出现新的经典文本,使得善良之光果真能机会平等地降临到乐土的所有角色身上。

参考资料:

1.(美)凯瑟琳·奥兰丝汀(Catherine Orenstein)著;杨淑智译. 百变小红帽 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弱者的武器[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美)杰克·齐普斯著. 作为神话的童话 作为童话的神话[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4. (美)玛丽亚·塔塔尔著;吕宇珺译.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 写给大人看的书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5. Dundes A . Cinderella : a folklore casebook[M]. Garland Pub. 1982.

6. 在专门分析灰姑娘故事嫉妒主题的专著《灰姑娘和她的姐姐们——被嫉妒者和嫉妒者》里,论者安·乌兰诺夫和巴里·乌兰诺夫也注意到两个姐姐前期心性混沌的特点,她认为她们的问题在于“看不见”灰姑娘,也看不见完整的自己(也就是承认那个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的自己,而不是将这种欠缺归咎到灰姑娘身上),直到灰姑娘在舞会上给她们剥橘子,她们如此欣喜并崇拜这位美丽的公主,因为她竟然“看见”了她们。她们也借由陌生公主的美德看见了善的光辉,并得以分享善的甜蜜果实。于是回家以后她们第一次“看见”了灰姑娘,并把这一美好的光景分享给她,第一次像平等的姐妹那样和她聊天八卦(可惜的是这时她们离善还是太远,很快她们又关上了对话的大门,再次被嫉妒吞没) Ulanov A , Ulanov B . Cinderella & Her Sisters: The Envied & the Envying[J]. Daimon Verlag,2012.

7. 葛翠琳. 葛翠琳童话选[M].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8. 郑硕人,顾乃晴.中国童话[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9. 一苇.中国故事[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作者/王帅乃

编辑/申婵 青青子

校对/柳宝庆

关于年的故事翻译英文作文(善意的故事英文作文带翻译)2

中新社北京9月14日电 题:30年前“九二共识”是如何达成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黄卫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人当时还是没有应对西方‘舆论战’那种经验,写东西只想着准确。起码我自己当时就没有想到,怎样把它写得朗朗上口。”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孙亚夫说。

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如今,孙亚夫还能脱口而出海协会对“九二共识”的概括:两会(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他认为,如果一定要给它一句简短上口的概括,或许可以叫做“各表坚持一中”。“坚持”两个字不能漏,因为不管如何“各表”,都不能离开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

“形势比人强”

要理解“九二共识”,就不能不从1990年七八月间的两起惨案说起。

1990年7月22日清晨,被台湾当局遣返的25名私渡者死于搁浅的渔船中。8月13日,台湾当局遣返“闽平渔5202号”途中,押送的军舰与渔船相撞,再次造成21名被遣返人员遇难。

不到一个月相继发生两起惨案,台湾岛内舆论大哗。台湾当局只能想办法与大陆有关方面协商解决,地点选在金门。

9月12日,国台办交流局副局长乐美真以中国红十字总会理事身份与台湾红十字会秘书长陈长文签署了合作遣返协议(“金门协议”),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分别授权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份书面协议。

乐美真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称,目前台湾问题是“形势比人强”。

的确,在海峡两边,形势发展都很迅速。

从10月7日开始,在一个多月里,台湾相继成立了三个与大陆事务相关的新机构:“国统会”、“陆委会”和以民间团体形式出现的“海基会”,构成了由决策到执行的“一条鞭”体系。

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全国性对台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台办很重视台湾海基会的成立。为了与海基会打交道,台办新设了综合局,由邹哲开任局长,归唐树备领导。

1991年4月,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率大陆访问团“拜码头”来了。

4月29日,唐树备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陈长文一行,在交谈中提出了五项原则,其中核心的一条是“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陈长文听后有些错愕,他说,海基会是来谈事务性问题的,没有被授权谈政治性问题。

当年11月,陈长文第二次率海基会团队来京,就海峡两岸共同防止和打击犯罪进行程序性商谈,但功亏一篑。

1991年11月4日,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右)在北京同台湾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左)等一行就两岸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的程序性问题首次交换意见。郑瑞德 摄

1991年是海峡突发事件高峰期,涉及两岸的走私、抢劫和渔事纠纷频发,这些都要求双方加强沟通、商谈。台湾方面一直希望大陆也成立一个与海基会对应的民间团体。

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成立。为此,台办内新成立了协调局,专门负责海协会工作。

台湾方面迅速回应。海协会成立当天,“陆委会”副主委兼新闻发言人马英九表态说,海协会成立是相当务实之举,未来两岸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把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掉。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任晨鸣 摄

“他们承认要坚持‘一个中国’了!”

台湾希望优先解决的急务有两项,一是两岸公证书的查证和使用,二是挂号函件的查询和补偿。

1992年3月下旬,台湾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许惠祐来京,与海协会进行工作会谈。海协会参加的是研究部主任李亚飞和咨询部副主任周宁。

双方存在着一些技术性分歧,如相互提供公证书副本的种类、收费等问题,但真正的症结还是在于如何对待一个中国原则。

海协会要求在协议中明确一个中国原则,或者注明是“中国内部事务”。海基会表示没有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一个中国原则与所谈的技术性事务无关。

由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台湾老兵办理来大陆探亲、两岸同胞通婚、领养子女、财产继承等都受到影响,引起了老兵的不满。这种情况下,李登辉让“国统会”研究后提出建议。

5月,“国统会”开会讨论,多数意见认为目前不宜将一个中国原则纳入两岸事务性协议中。但是台湾正在制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却在岛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一个中国”的大讨论。

“国统会”再度开会研究,8月1日通过了《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决议共三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

海协会的顾问们被请来商议。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见到唐树备第一句话就是:“树备啊!好啊!他们承认坚持‘一个中国’了!”

为了回应“8·1决议”,8月27日,海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

谈话首先肯定,决议明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海峡两岸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同时也不失分寸地指出,“当然,我会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并建议双方在这一共识基础上迅速恢复并推进事务性商谈。

“立此存照”

10月28日,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在香港重开工作性商谈,分别由周宁和许惠祐主谈。海基会提出了五种对案,因包含着两岸尚存政治分歧的内容,都没有被海协会接受。

许惠祐又提出了三种口头表述方案。其第三案(总第八案)为:

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唯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香港商谈后,海协会内部评估认同海基会这一案。

但是,许惠祐提出“各自口头表述”的建议算不算数?

11月3日上午,两会通话时表示:海协会充分尊重并接受海基会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建议,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另行协商。

海基会于当天发布了新闻稿,并在深夜将新闻稿传真给了海协会。新闻稿说,主管机关同意该会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一个中国”原则的意见,至于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将根据“国统纲领”和“8·1决议”加以表达。

大陆方面考虑,有必要将对方的方案和海协会的对案都公之于众,“立此存照”。

海基会第八案与海协会原本提出的第四案相近,因此海协会决定在第四案的基础上修改为: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将海协会的上述口头表述要点通知对方,并将海基会的口头表述记录作为附件附于其后。该函当天由媒体向外发布。

12月3日,海基会正式复函海协会,未对海协会11月16日函告的口头表述要点提出异议。

此后,当事双方都认为达成了共识。这为两会商谈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促成了著名的“汪辜会谈”1993年4月在新加坡成功举行。会谈签署了包括《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在内的4项协议,并建立起两岸协商制度。

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左)与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在新加坡的首度磋商,为“汪辜会谈”架起通途。贾国荣 摄

“两岸关系总开关”

不言而喻,“九二共识”诞生之后并非一片坦途,甚至这个术语的产生本身都说明了它遇到的困境。

2000年,陈水扁就职的“5·20”到来之前,两岸关系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中。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苏起认为,问题症结还是出在“一个中国”问题上。

苏起在淡江大学2000年4月28日举办的一场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名词:“1992共识”或“九二共识”,英文叫“1992 consensus”。他认为,这个名词指涉的是两岸缓和经验,基调是温和的、善意的,同时也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只要说“回到‘九二共识’”,大家都可以过得去。

他还说,“九二共识”这种形式从国际法来看位阶虽然低于条约或协议,但不可否认函电往来仍是换文(exchange of notes or letters)的一种,国际间经常使用。所以论者可以批评它没有单一文件,但不能批评它没有文件,或没有共识。

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赵建民看来,“九二共识”的微妙,就在于将高度争议的政治内涵改用中性的语言表述,这四个字是两岸几十年政治纷扰中少有的交集,得之不易。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再回“九二共识”轨道。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称,不能只看到ECFA等经贸利益,还要看到“九二共识”所创造的两岸和平红利及友善环境对整体政经情势所发挥的综合效益。如果将两岸关系比作一座华丽大厅堂,那“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关系总开关”。当这个开关拨到on后,一盏接一盏的华灯相继点亮;否定“九二共识”,无异于把总开关拨到off,还想让华灯继续熠熠发光?

如今,两岸之间浮云遮望眼。或许,只有重新拨on这个开关,才能如台湾政治学者张麟征所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完)

关于年的故事翻译英文作文(善意的故事英文作文带翻译)3

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赵志远 郑朝渊 实习生 陈诗雨 刘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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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高的身形,套进宽松的白T恤里,还有些单薄,又显出倔强的意味。18岁的彭文乐的背影汇入了大学校园的人流里,父亲彭高峰和母亲熊依妮目送他走远。

8月18日,是武汉大学的新生报到日,彭高峰夫妇提前从湖北潜江老家来到武汉,送录取到计算机系的儿子彭文乐入学。

彭文乐(右三)被武汉大学录取,家人合影。

去武大报到当天,彭文乐办理宿舍登记信息。

被“找回来”后的11年,这是彭文乐第一次要远离父母独自生活。

2008年,3岁多的彭文乐在深圳家门口被人抱走。父亲彭高峰跑遍了全国,尝试了许多办法寻找孩子。所幸三年后,彭高峰接到一位大学生提供的线索,在江苏邳州找到了彭文乐。

这段经历后来被改编为电影《亲爱的》。只是和电影不同,现实生活中“找回”远不是结局——那是一个“没有安全感,像刺猬一样敏感”的孩子,和父母彼此试探,漫长磨合,重新“成为家人”的故事。

回忆往事,彭高峰夫妇仍感觉痛楚,庆幸孩子如今“成长得很好”。

这段经历没有在彭文乐身上留下太多印记。他形容自己“比较阳光”,喜欢听周杰伦的歌,爱打架子鼓,对往事的记忆,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碎片。

这大概是真实故事里,更让人欣慰的部分。

报到那天,很多人认出了彭文乐,在现场迎接新生的武大校长窦贤康,也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过你这个原型的电影,很感动。” 彭文乐有些紧张,校长给了他一个拥抱,还送了他一本书。

武大校长窦贤康给彭文乐一个拥抱。

彭文乐并不介意大家这样认识他,他说希望未来大家还可以通过“才华”关注他。走进大学,独立成长的前路,他很憧憬。

【以下为彭高峰夫妇和彭文乐的口述】

彭文乐:小时候的经历,只剩模糊的记忆碎片

6月25号早上6点,我起来查成绩,很紧张。

一看,632分,哇,好高兴!忍不住叫出来了,激动地拍桌子。妈妈拍了怕我,说“儿子你好棒,我为你骄傲。”

我马上跟在深圳的爸爸视频,凌晨两点出成绩后,他就忍不住先查了,高兴得一晚上没睡。

今年高考题目很难,特别是数学,考完出来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之前我估的是六百零几分,没想到每一科都比预估的高。

这个成绩算是正常发挥。我平时考年级三四十名,好的时候能考650多分,年级前五,这次考了全校第12名。

高考期间,一家人为彭文乐送考。

填志愿的时候,我报了武汉大学,专业选的是计算机,感觉比较适合我。爸妈想让我报军校,学医,学金融,当老师,我不太感兴趣。他们尊重我的选择。

高考成绩出来后,很多媒体报道我。同学开玩笑说,“哇,这是我们大明星乐乐啊!”“我跟乐乐成流量了”。

我的同学、朋友,大部分都知道我小时候被拐的事。有的会好奇地问:彭文乐你小时候是被拐了吗?那个地方是哪里?你在那过得好不好啊?

我就说,哎呀,我都不记得了,你去百度吧。

小时候被拐的经历,我是完全没记忆的,后来看视频的时候感觉,哇,我什么时候被人家这么生拉硬拽地拐走了啊。

被拐那三年的生活,也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我在公路上骑自行车摔倒了;手在门缝里被夹了;在一个奶奶的店铺里偷饼干吃;养母家的姐姐带着我和妹妹玩,和一些大孩子玩闹时,我会护着妹妹;养母信耶稣,她出去祷告的时候,家里黑漆漆的,我跟妹妹蜷缩在被子里,很害怕……

拐走我的人贩子,我只记得他的葬礼。养母在我记忆中,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对我很好,把我当自己孩子在养。

我在那边上到二年级的时候,被爸爸找回来了。回深圳后的生活,也是一些模糊的片段:我在床上跳舞,家里来了很多人,跟同学玩游戏、买书,爸爸带我去海边,带我参加节目,我坐在舞台上……

初中时,有同学百度我的名字,喊我一起看。看到爸爸寻找我的那些视频,很心疼他,我开始渐渐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觉得自己很不幸,又很幸运,如果没回来,我可能只是一个山里的孩子。

彭文乐18岁了,彭高峰夫妇送他一本成长相册。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彭高峰:寻子的1050天

乐乐高考后,想跟同学出去玩,我说我送你们过去,你们玩你们的,玩完我带到下一个景点。

他说,你过去我们多别扭啊。

他今年18岁了,但我还是不放心,一看到那些学生高考后发生意外的新闻,挺害怕的。

一家人给彭文乐过生日。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拐卖在我和妻子心里烙下的阴影,一辈子都消不掉。直到现在,我还会梦到当年找他的经历,突然间惊醒:孩子怎么又找不到了?

那天是2008年3月25号。晚上7点多,乐乐幼儿园放学回来后,在超市前和小朋友玩,他妈妈做饭,我看着电话超市。一眨眼工夫,孩子不见了。

我们找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没发现踪迹,马上报了警。在派出所,我跪着祈求警察让我们看监控录像。

之后,我跟家人沿着车站、长途汽车站到处贴寻人启事;到电视台,跪着求台长帮忙发寻人广告。

在“宝贝回家”家长群,我认识了孙海洋。一见面,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去他家包子店,他母亲过来抱着我,说“孩子,苦命的孩子呀!”我们两家人因为相似的遭遇,连接在了一起。

十几天后,看到监控里乐乐被人贩子强行抱走,我的心像被千万根针扎一样。

孩子丢了,家也不是个家了。乐乐妈妈不吃不喝,瘦到70多斤,每天抱着照片,不停地喊乐乐;丈母娘用头撞墙,住院了;我80岁的奶奶受刺激瘫痪了。

我感觉生活一团糟,活得很失败,一个人爬到租房楼顶,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那时候,“宝贝回家”的张宝艳给我打电话,开导我。我想着,我要是跳下去了,我父母也失去了孩子,怎么活。

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我效仿孙海洋,将电话超市改成“悬赏10万寻亲子店”;找媒体求助,媒体报道后,很多人打电话慰问、提供线索,有时候一天收到1000多条短信。

一有线索,我就出去核实,做寻子宣传活动,除了新疆、西藏,跑遍了全国。为了省钱,吃馒头充饥,露宿天桥下。

2009年,彭高峰(左一)在福建寻子。

我还跟记者扮作买家,到广西藤县一个山村,解救了2名被买来的孩子。跟民警到买卖儿童的重灾区汕头市潮阳区寻找,到当地派出所调集男童户籍资料,一个个排查。那次,下雨了,我在小镇上转,眼睛搜寻着街道的角角落落,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孩的背影,幻想着乐乐熟悉的身影出现,冲我喊爸爸,甚至幻想着有一个童话里的魔法水晶球,可以看到乐乐在哪。

我知道,碰到乐乐的几率几乎为零,但我不愿放弃。如果不去做,就永远找不到了,我坚定着这样的信念。

我跟孙海洋跑遍了省市政府、人大、公安厅,像无头苍蝇一样;后来公安部邀请我们去开会,有了2009年的全国打拐专项行动。

为了找孩子,花了几十万。后来发现,得有收入才能维持下去。我就开了间网吧,在网上寻子,在137个门户网站上注册ID“寻儿彭文乐”,开了十几个博客,每天发帖,每天就查两个关键词——拐卖和解救,寻找线索。

那时候我想,网络是有记忆的,我要在网络上给他铺一条回家的路。

没想到真的有用。2011年春节,我接到一个大学生打来的电话,说他看过我的寻子日记,过年回家时,看到路边一个小孩很像乐乐。

我一开始不怎么信。之前被骗过太多次,几十到几千块钱都有。好几次,别人拍的照片感觉很像,我抱着很大的期望去,结果不是,就很难受。

他偷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我一看,很像乐乐。找朋友帮忙分析,发现照片是真的,马上报了警。

大年初四,我和深圳公安一起去了邳州。民警直接去买家那,把乐乐带到了公安局。

看到乐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大声喊文乐,冲上去死死抱住他,哭了起来。

警察把我们拉开,说你别吓着孩子。把他拉走了,把我拉到一个房间,让我平静下。

我哭着给家里打电话,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是我们的小孩,是我们的小孩”。

等我安静下来,民警把乐乐带过来。乐乐很乖,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我能感觉到他很害怕,对养母很依赖,不停地问,“俺妈呢俺妈呢”。

在公安局,我看到了他养母,她不敢看我,我也没有看她,我们没有说话。

当晚,两个女警过来说,买家想跟乐乐过最后一晚,她们会在房间陪着,问我同不同意。

我当时想,明天就要带乐乐走了,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我应该尊重孩子的情感,让他们告个别。

后来很多网友喷我,说我好了伤疤忘了疼,没有指责买家,还让孩子跟她过最后一夜。

我当时只想着怎么把孩子安全带回去,他那么依赖买家,如果我去把人家打一顿骂一顿,他会怎么看我,会不会受到伤害?我没法跟一个6岁的小孩讲这些是非对错,只能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把对他的伤害降到最低。

乐乐一开始不愿意走。我只能哄他,说带他出去玩,去游乐场。一路上,他对外面的所有事物,高楼大厦、汽车、火车、飞机,都充满好奇。

当时,全国都知道他的事了。飞机上,有人送他生日蛋糕,空姐祝贺我们,把我们请到头等舱,还让所有乘客给乐乐写祝福的话。

下飞机后,全是记者和摄像机对着他。

2011年2月10日,彭高峰找回乐乐后,在飞机上和空姐合影。

熊依妮:“你只有一个妈妈,就是我”

在机场见到乐乐的第一眼,我感觉很陌生,他长大了,口音变了。他看着我,眼神很陌生,很排斥我。

后来上了机场大巴,看他在那笑,一举一动,那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我就觉得,他就是我的孩子。

2011年2月14日,彭高峰带乐乐回潜江老家,很多人迎接乐乐回家。

我没想到这么快能找回来。他爸爸打电话说找到他时,我一个劲重复“找到好,找到好”,只剩下哭。

乐乐丢失后,我跟他爸爸从来没有因为孩子丢了,互相埋怨、指责,我们都是互相心疼。出去找孩子的辛苦,他从来不说。双方父母也没有说过一句,怎么没把孩子带好这种话。

家里亲戚劝我们再生一个。乐乐爸爸一开始觉得,再生一个好像对不起乐乐一样,有负罪感。后来想了下,生个小的,转移下注意力,也能给父母希望。

小儿子文博出生后,他爸爸出去丢垃圾,都会把他背着,不敢把他一个人扔家里。爷爷奶奶也24小时不离人,一会儿没见着,就非常紧张。

乐乐回来后,我一看到他不自觉就哭,感觉孩子受罪了,想补偿他,天天陪他玩、给他买衣服,爷爷奶奶天天跟他买玩具。

刚开始,他会说“俺妈俺妈”,叫那边江苏妈妈。我心里不舒服,有一次桌子一拍,说“彭文乐,你只有一个妈妈,就是我。”之后他不敢这样叫了,改口叫养母。

他会拿我跟他养母做比较,夸我好看。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黄颜色的头发。

他还说,他以前问过养母,有没有他小时候的照片,养母说没有。我们就把他小时候的照片给他看,跟他讲他小时候的事,慢慢唤醒他的记忆。

养母打电话过来,他爸爸就把电话递给他。乐乐知道我不喜欢他养母,从来不当着我的面打。

我不希望他跟那边有任何瓜葛。特别是乐乐调皮、教育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都是他们带来的伤害。

彭高峰:我们间的感情像纸一样,一捅就破

乐乐和养母打电话的时候,我会走开,不发表任何意见。

我没有刻意让他不能和那边联系。你想,他三岁的时候,别人把他强行抱走,这种记忆在他心里肯定是有痕迹的。当他刚适应那里的生活,突然之间我又把他带回来,相当于第二次拐卖。

他刚回来时,非常依赖买家,如果让他跟那边断掉联系,跟他讲买家是人贩子,小孩子能听得懂吗?我只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让他慢慢去遗忘,等他长大后能辨明是非了,会有自己的选择。

孩子不是说把他找回来,他就回来了。我们之间经历了漫长的磨合。

刚回来的时候,他像刺猬一样,敏感,很冲。行为习惯也不好,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把脚翘桌子上。在学校里,跟同学也玩不到一块,同学推他一下,他都要还回去,认为是在欺负他。

文博那时候两岁多,看到哥哥拿的东西就要抢,哥哥不让,两个人不停地干架。有时候我们护着弟弟,他就觉得我们更喜欢弟弟。看他妈抱着弟弟,他会过去把弟弟挤开。

他还说,你们不喜欢我,我就回去。他妈妈怕他哪天拿钱跑了,都不敢说重话。

我跟微博上一些关心乐乐的心理医生咨询,他们说,这些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们,可能感觉自己随时又会被送走。

我们也没有教育过这么独特的孩子,只能小心翼翼的,怕他会有情绪,又怕惯坏了孩子。

他很多同学玩电子游戏,我怕他被孤立,教他上网。结果他上瘾了,每天回家后书包一丢,坐电脑前玩。

有一次我说,你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把他电脑关了。他拿起一个凳子往我头上砸,砸得我眼冒金花。我好生气啊,手都举起来了,半天没打下去。

我就感觉,我们跟他之间的感情像纸一样,一捅就破了。

乐乐回来一年后,我想去他生活过的地方看看,了解他的性格和行为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当时,很多寻亲家长不理解,说你还去看望买家?但我觉得,我在教育上遇到的很多棘手的问题,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答案。

那是苏北的一个小村庄,以种大蒜为生,村里平时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抱乐乐回去的人贩子已经去世了,家里就他养母种点大蒜,没有经济来源。在这样一个单亲家庭,乐乐如果不强大的话,别的孩子会欺负他,他还要保护妹妹。

他养母跟我介绍了乐乐以前在这里怎么生活,睡哪个床,墙上有很多乐乐的奖状。我跟她讲了下乐乐在深圳的情况。

我还见到了很多他小时候的玩伴,发现他们都是在地上摸爬滚打,没人教他们痰要吐到固定的地方,垃圾要扔到垃圾桶。

了解这些后,我回去再跟他交流,教他怎么和同学相处,这个时候他就听得进去了。

我发现,还是得把他当正常孩子对待,该说得说,该骂得骂,不要让他感觉自己很特殊。

说实话,跟他磨合的三年都挺难的。好在他回来的时候还小,很多事情还来得及。

我们也会带他到深圳周边玩,逛超市、逛公园,跟他一起做手抄报,参加学校活动,他就很开心。时间长了,他能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真心付出,感觉他们是可以依靠的,他就会放下身上的一些盔甲,融入这个家庭。

2011年,彭高峰背着乐乐去玩。

后面跟他说一些重话,他也能接受。反而我们有时候生气,开玩笑说,你再犯这样的错误,把你送回去。他说你送回去,我也不去。

在深圳,很多人认识乐乐。他刚回来的时候,网友会追踪他的状况,关心他的成长。走到哪,大人可能会说,哎,这是上次找回来的那个小孩。同学之间也会议论。在乐乐当时那个年龄,他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善意的议论,就很反感这些。

有一次去买衣服,有人问他是不是那个找回来的孩子?他妈妈说是。他后来跟妈妈说,你为什么要承认啊。

还有家长在群里提,老师直接说,孩子现在成长得很阳光,我们应该鼓励他,这些事情可以不提。

后面我去外面做节目,都不带他了。我们在家里也都不提。

也是在那时候,电影《亲爱的》编导联系我,想把乐乐的经历拍成电影。在那个年代,网络寻子还是一种全新的方式,没有哪个家长通过这种方式自己把孩子找回来的。

2013年,陈可辛导演到深圳,找我和孙海洋聊了下剧本,让我们签了个无偿的授权书。当时,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把孙卓的寻人启事和孙海洋电话放在片尾。

彭高峰一家人和《亲爱的》剧组主创合影。

电影里很多细节,都是根据我的寻子日记改编的。拍摄的时候,我跟孙海洋、杜小华去探过班。上映前,剧组开了个专场,邀请了四五十个寻亲家长去看,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

彭文乐和《亲爱的》电影中饰演被拐男孩的演员合影。

2014年9月电影上映后,又是一波采访。那时候我就想趁着热度,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帮孙海洋找到孙卓。

熊依妮:孩子回来后,要开开心心的过

我第一次看《亲爱的》,是在上海首映的时候,看到片中到处找孩子的场景,跟现实一模一样,哭了起来。现实比电影还要心碎。

孩子回来的时候,我说,以后我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电影上映后,有一次去上海做节目时,我看到了乐乐养母。她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看到乐乐后,跑上来抱着他嚎啕大哭。一抬头,看到我们也在,转身就走了。

乐乐也是回来之后第一次见到她,可能有点想去看她,走过去看了她两下,没有靠近,还是跟我们在一起。

后来,他养母过来,小心翼翼地说,想跟我拍张照。我直接说,我不想照,拒绝了。我知道她没什么恶意,但我接受不了。

乐乐在深圳属于借读,没有学籍,2014年,他回到(湖北)潜江老家上学,外公外婆帮忙带。

他看到别的小孩有爸妈接送,跟外婆说,希望妈妈能接送他,一家人在一起。

我听了很心酸,他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专门带孩子。他爸爸在深圳负责养家。

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特别辛苦,一天8趟接送。最头疼的是两个人老打架。我管过两次,管不好,就让他们在一个床上睡,打架的时候,门一关,他们自己解决。这个方法很好,慢慢时间长了,他们就打得少了。现在弟弟很崇拜哥哥,很听他的话。

我对他们的学习没什么要求。我觉得孩子的心理健康、三观和眼界更重要一些。我一直跟他们说,考试只要对得起自己,不留遗憾就行。

乐乐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小学基本上都是班级前10名,自己做作业,不用人管。有时玩心大、成绩落后了,他会主动赶上。初二下学期他就前几名了,后来被潜江高中提前录取。

孩子的教育是一个长期引导的过程。我会给他们立规矩,告诉他们我的底线,也会激励他们。乐乐初二的时候想买手机,我说你考进年级前50名,才给你买,退步,手机会收掉,前进才能玩,他也能遵守。

他们有什么也会跟我说。乐乐有一次考试,分数给他少算了,加上的话,他是班上第一名。他觉得委屈,回来就哭。我跟老师打电话,老师可能在忙,没接。我就开导他,这只是一次月考,就当一次经历,如果是高考可以去查分,你自己调节一下。后来他也释怀了。

生活中的他很有仪式感,母亲节会给我唱歌《Mom》,还送过耳饰、包,下晚自习回来会给我带宵夜。小的受他影响,也很暖心,我说想吃方便面,等睡醒,方便面就摆在床头了。

我们家氛围很好,相处起来没有任何压力。乐乐还会宠溺的语气说我,“又在闹脾气,不要这样”。

有一次闹矛盾后,他给我写了封信,说希望我不要把生活重心只放在他们身上,空闲时间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在生活中提取自己需要的养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努力,放弃奋斗。”

这些年,他们成长,我也在成长,学习怎么做父母。

乐乐爸爸虽然不在家,但他会积极参与孩子成长的每个过程。开家长会,我们两个人都进去听。生活费他紧着我们用,自己吃最便宜的。

孩子找回来后,我跟他爸爸的心态都变了。我们长期两地分居,多少有些抱怨,但一想到身上的责任,就会往好的方面想,还有什么比孩子没找到更糟的呢?

像乐乐高考,如果考得差想复读,我也陪着。他的一切我都接受。

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陪着我们哭,陪着我们笑,孩子成长得好,对大家也有个交代。

我很愿意跟网友分享。有时候别人问我乐乐被拐的事,我说没事,讲给你们听,你们也警醒些。

之前乐乐爸爸说,等乐乐18岁后,再告诉他这些。后来我发现,我问他的时候,他老说不记得了。有一次他开玩笑说,“你们两个把我搞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弟弟在旁边撺掇“对呀对呀”。我说,发生到我身上了,我也没办法呀。

彭高峰一家人合影

彭高峰:追求的东西不同了

乐乐找回来后,我经常患得患失,像之前一样做噩梦,梦到文博也丢了,我说我这什么命啊,怎么文博也丢了。

开网吧那五六年,晚上睡不着,我就通宵看网吧,白天补觉,有时出去跑滴滴。

去深圳前,我当过兵,跑过客运班车,卖过汽车配件。2006年,揣着5000块钱从潜江到深圳创业,电话超市没开多久,孩子就丢了。

后来网吧生意不好,我跟人合伙开钓鱼场、农庄,这些年,帮哥哥做房屋出租生意。

为了节约开支,头几年,我每年回家一两次,平时跟他们视频交流。他们暑假也会去深圳。

乐乐高一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老爸,我已经过了需要你的年龄了,但是文博还需要你,你要经常回来。

我感觉他们可能有些缺失父爱。后来不管怎么样,我每年都要回来三次。其实我也很想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没办法,有家的地方没砖,有砖的地方没家。

乐妈在家带两个小孩,他们调皮的时候,她需要一个发泄口,倒霉的就是我。孩子的学习状态、成绩、心理变化这些,她经常跟我说。

这些年,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很少,很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他们要什么,我都会尽量满足。乐妈经常说,我是一个拖后腿的,她在家里立的规矩全被我破了。他们向妈妈要钱要手机,要不到,跟我磨一磨,就到手了。

平时我们聊天就像哥们一样,他们都不怕我。

年轻时,我一心想多挣钱,给家庭更好的生活,经历过孩子丢失的痛苦后,我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更想让家庭平安、幸福。

乐乐一路走来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希望他学会感恩。网上有很多关心他的粉丝,他想要流量的话不难,可以把账号做起来,但他不愿意搞这些。

当年提供线索的那个大学生,这些年,我们一直当亲戚在走动。我也一直在做寻亲志愿者,帮忙扩散信息,做一些比对工作。因为我自己淋过雨,知道那种痛。有时候也会看看哪里有解救孩子,以前跟我并肩寻亲的家长,现在还没找到的,很多。

孙卓认亲那天,我在台下哭得哗啦啦的。太感动了。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我跟他爸去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就是为了这一天。后来我跟孙卓说,我们找你不容易。

彭文乐:我现在过着正常的生活

我小时候看过电影《亲爱的》,看的时候懵懵懂懂的,直到片尾出现自己的照片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我的经历。

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被拐过,觉得没有什么,并不会觉得这是伤疤。后来我还看过一些电影片段,像在看别人的故事一样。我从来没问过父母当年找我的经历。

电影上映后,除了有一次被老师问到,我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我很幸运,这些年没有感受到很多异样的眼光,也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反而都是支持和鼓励。

妈妈小学初中对我比较严格,不让我玩到10点以后。那时候我有一点叛逆。初中有一次跟同学们吃麻辣烫到11点多,她给我发消息。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一直要管我?我11点之后回去怎么了?我没理她,回去之后就睡了。第二天她把我删了。

我现在过着正常的生活。我是个比较阳光的人,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打架子鼓,玩游戏,玄幻小说、推理小说都看,暑假还看了言情小说和韩剧《鬼怪》。我还想学视频剪辑和PS。

孙卓的事我很早就知道。爸爸跟我说过,孙海洋叔叔和我爸是很好的朋友,让我以后帮忙找孙卓。

找回孙卓后,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去祝贺他。我们加了QQ,聊了些男孩子喜欢的东西。当时他说,他回家那个场面太宏大了。我就安慰他,我跟你一样,懵懵懂懂的丢了,又懵懵懂懂地找回来了。他就笑。

去年12月,我跟妹妹联系上了。妹妹小我3岁,也是被拐过去的。我回来后,她被深圳一个家庭收养。爸爸带我去福利院看过她。后来可能怕影响到她,这些年没有再联系。

彭文乐找回后,彭高峰带他去看望妹妹,乐乐和妹妹一起玩。

直到去年,她给我爸爸发私信,说她是粤粤。爸爸一开始不敢相信,问她一些以前的事,她都记得。她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也知道曾经有过哥哥。

我挺惊喜的。今年我参加高考,她祝福过我,她中考,我也给她加油了。我问她要照片,她不好意思给。等之后去深圳了,我可能会跟她见个面,吃个饭。

我跟养母好多年没联系了。去年过年的时候跟她视频了下,她挺意外的,说“长这么高了”。她现在找了个新老公,过上了新生活。

我们都有些尴尬,只说了一两分钟就挂了。之后没再联系。

这个夏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被武大录取。上大学后,我想加入学生会、社团,当志愿者做一些公益活动。以后争取保研。

我其实并不介意大家通过《亲爱的》原型这个身份认识我,但我更希望未来大家是通过我的才华关注我,而不是因为我的这段经历。

海报设计 白浪

责任编辑:黄芳 图片编辑:蒋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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